那些年我挨过的巴掌
本来一直都想要写点什么,但基于一些原因迟迟没动笔。在这些原因之中,我猜想可能懒惰是最主要的。有时候,人懒起来不得了,而且总要找些理由来粉饰,比如太忙或太累。大概我是属于懒惰成性的人,所以讲这些话,大抵也没人信,索性就闭嘴。
近来,我想起儿时的一件事。大约是小学时,我为自己的某个谎言找了个借口,依照当时的智力水平,估计不比一边擦嘴一边说自己没偷吃东西的小孩高明。父亲很是恼火,一巴掌扇得我头晕目眩。当然,他的本意是要我体会撒谎的代价,但我却将挨打归咎于编谎话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致力于不断改进说谎技巧。奇怪的是,我的努力换来的却是掌嘴数的扶摇直上。我认为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智力就基本停止了发育。
如今,我总是非常佩服那些能把谎话说得严丝合缝之人,而且最让人膜拜的,是即便谎言戳穿,路人皆知,他们也照样镇定自若。我认为,这些人才是成大事者,而像我等千虑也未必有一得的人,就只有认命庸碌无为。我讲这件事,其实是想说明,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没有办法做得和别人一样高明,哪怕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好比你现在告诉了我关于百米跨栏的无论是独门绝技还是集天地之精华的要诀,这个世界也不会出现第二个刘翔。
这些年,我凭借不大灵活的头脑鼓捣过几本书,虽然记住的不多,但还是有些相信的东西。例如,我认为罗素的“参差多态是幸福之源”很有道理,并且为“智慧可带来愉悦,功利的思维是痛苦之源”的论调鼓过掌。但我发现自己不仅会错了意,还不小心画地为牢。或许是因为译者的缘故,有的书将“参差多态”译作“缺失”,我也没有那个水平去辨别哪种翻译更好,所以一直认为缺的东西越多,人就越是有所求,也越懂得幸福。甚至于,我经常搬出苏格拉底自称“无知者”的话,给自己打打鸡血。总之,我相信智慧从来没有什么终极的形态,而只存在于不停思考所带来的愉悦之中。然而,问题就来自于这种愉悦。
很早以前我就听过“学以致用”,当时我认为,学到的东西应该都能派上用场,但越到后来,越觉得不对劲。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学习数学,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算能力与卖菜的贩子比肩,但我很快就找到了安慰,因为和他们一起上考场,我的胜算还是比较大。所以,“致用”最终的解释,就是为了考试之用。但问题又来了,如果哪天我们不考试了,又该学点什么呢?关于学生时代诸如此类的疑问,在今天的我看来,不能不说是既幼稚又缺乏远见,因为“考试之用”在走出校门之后,立即就变成了“谋生之用”。
这一点,我当然是了然于心。把学到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变成财富,应该是这个时代,至少是这个国家目前的主旋律。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曾经梦想成为爱迪生或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有几个发明专利或得上几个诺贝尔奖,大概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结果我们不但没能发明灯泡,而且连换灯泡都感到吃力。鉴于这类人的数目仍十分可观,所以学习热始终没有消退。我不愿承认自己是不爱学习的,但问题不在学不学,而在于我发现自己正在学和想要学的大多数知识,不仅现在无法变成财富,而且将来能换得三五吊钱的可能性也极其渺茫。
前不久,我与一人谈起大学同学患重病的事,无意间说起关于生死和灵魂的问题。那人先是两眼圆睁,随后掩口葫芦,继而鼻腔里发出吭哧声。我本想拍案而起,给对方一个大嘴巴。但是顾忌到自己的涵养和风度,以及多年来苦心经营的道貌岸然的形象,迟迟没有下手。更何况对方是女士,而且长得也不错。我怀疑这才是主要原因。不过,无论这一恻隐之心是否关乎是非曲直,我都必须承认自己的很多想法确实有些一厢情愿。我听说一些打麻将成瘾的人,几天不摸牌,就会像瘾君子一样手脚冰凉,食不甘味,浑身发抖,一旦坐在麻将桌边,顷刻间便枯木逢春,二度梅开。当然,这种乐趣我是不大可能体会的,因为我既不怎么会打,也怕输钱。所以我要是和深谙赌博之道的人讨论麻将,也多半会在对方脑海里变得鼻青脸肿。
扯远了,回归正题。我的这种一厢情愿,似乎使得我渐渐地远离了主流。在一段时间里,各种学以致用的论调,几乎快让我要喘不过气来。每当看到能将学到的东西很快变成钱的人,我就啧啧称奇。要说是没有一点点嫉妒之心,又太过虚伪。如果有一本书,能让我在看完之后腰缠万贯,我还真找不出什么理由不去研习。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很庸俗,而且人格一点都不比谁高尚,只是因为我的资质实在平庸,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得要领。不过我认为在学习和阅读这种事情上,强扭的瓜甜不起来。就比如,你可以建议我去喜欢一个女人,但不能强迫我去献殷勤,更不能生拉活扯地把生米变熟饭。就算这样做在你看来完全是为了我的幸福着想,也不能不问我的意愿。当然,我没有表示反对的情况另当别论。总之,环肥燕瘦到底哪个是我所需,只能由我说了算。可惜的是,我知道这一点稍微晚了些,不然我大概也不会把曾经学到的很多东西悉数还给那些喜欢我和不喜欢我的老师们。
说实话,要戳穿这个论调,真不需要什么惊人的智力。无需诸位动手,我自己就能找着罩门,也正如很多人说过的那样,吃不饱饭,讲什么自由?谈什么创造?的确,让一个饿得眼睛发绿的人去创作毕加索一样的杰作,结果可能是连画布都不知所踪。但让我费解的是,如今吃饱了饭的人越来越多,可我们期待的杰作并没有按比例增加。针对于此,我听到的回答是,光吃饱饭怎么够?我们都还没有爱人。就算有了爱人,我们还需要延续香火的人。除此之外,我还得顾及老人、友人、情人,等等等等。于是,我们看到的最壮观的风景一直都是人来人往,人潮人海。
我不否认,这个譬喻俗不可耐,因为我竟无视这世间那么多华丽的理想。是的,我也同很多人谈起过关于理想的林林种种,我发现有一类描述理想的话不仅得到的评价颇高,而且有统一的格式,那就是总会带上四个字:我一定要。当一个小孩说:“将来我一定要当科学家”时,我们除了给予肯定和鼓励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虽然这个梦想未必能成真,但谁也不敢说一定无法实现。然而假如一个成年人说同样的话,我就不免会想:爱因斯坦曾经有没有信誓旦旦地讲一定要染指科学界最高奖项之类的话。我猜测,大概很多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人,都不曾这样讲过。海森堡在研究量子时,不知道自己一定会发现不确定性原理,强德拉塞卡也没有想过,演算几道题能在将来为自己赚得一笔可观的奖金。
我非常清楚自己漏洞百出,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应“目标明确难道不好吗”之类的辩驳。基于性格之中深藏的怯懦,我沉默了半晌。不过,我还是想再说两句。学习为了考试,考试为了升学,升学为了工作,工作为了生活,都算得上明确的目标,而这种明确到底好不好,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我认为,给理想套一个框框,就不成其为理想。我最怕看到的情况是,某天上面一个文件下来,继而媒体广而告之:我们投入倾国之力,要在多少年内拿下诺贝尔某某奖。这一类目标,可能对奥运会的金牌数有积极的影响,但绝不会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什么好处。在很多年前,我们的父辈就切身体会过一场目标明确的灾难,报纸上的亩产数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不是欣欣向荣,而是一场浩劫。
让理想功利化,就难免不会走向极端化。牛顿“奇迹之年”后的欧洲,可以说是全世界科学的集散地,这里人才辈出,独领风骚数百年。当教皇不再染指政治,就几乎没听人说过“我一定要”,然而当这话从一个小胡子嘴里冒出来后,科学就决然地离开了欧罗巴,着陆在听不到任何要求,寻不见任何目标的北美。或许在某些事情上,没有目标,就是最大的目标,而一旦有了目标,就意味着路会越走越窄,甚至闯入死胡同而浑然不觉。
末了,我不禁又想起自己不太精彩的童年。小学时,老师让我们描述理想,并给了几个选项,大致是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老师强调,这是一道单选题,可是回家之后,母亲却告诉我,这应该是一道多选题。